采访记录..............
他一度因为牵挂张氏叔侄案，而夜不能寐；为了探查真相，他甚至前往杭州重走张氏叔侄案发当晚走过的线路。 如今，在张氏叔侄冤狱案平反的时候，退休在家的检察官张飚却选择了低调。即便面对记者，他也多次表示，他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本职工作，“我不希望大家知道我”。 在含冤服刑的张高平心中，他是威严温和的“真检察官、好检察官”。多年来，除张辉、张高平家属外，张飚或是为此案申诉流下过最多泪水的人。 2013年3月31日，这位始终不愿面对媒体的63岁老人，终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申诉只是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退休前，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只有您一人吗？ 张飚：按照编制来说，一个监狱应当配备两个检察官，但我们人力不够，条件达不到。所以我们在监狱设置了一个检察长信箱，挂在监狱的大门口，服刑人员有什么诉求，或者要求会见的，写个条子放进去。我们过去时，打开信箱，找过来谈话，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 记者：实际上，这就是您的工作职责。 张飚：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突出我个人，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 记者：驻监检察官的主要职责还有什么？ 张飚：我们对监狱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参加减刑会议。一般每年两次。监狱根据犯人表现，提出减刑名单，我们要逐一审查，审查确定以后，盖章、签字。送到法院，法院择日开庭。第二个工作，就是住到监狱去，检查一些安全设施、服刑人员的生活状况，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劳动现场、工作现场。看看他们住的房子怎么样，伙食怎么样，干警对他们的管理怎么样，有没有违法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监督范围。 记者：处理服刑人员申诉的程序是怎样的？ 张飚：接到申诉，我们审查之后做一个谈话笔录。谈话时，一些细节要询问，谈完后，签字确认无误。如果发现有疑点，就按照工作程序，拿出意见。 按规定，属于本地范围内的案件，本地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审查。但新疆监狱的服刑人员，有很多不是本地人，审查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卷宗的主卷不在我们这儿。这些跨省的案件，就要反映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他们来协调，再把有关资料寄过去，由主办方来审查。 记者：这样的话，效率可能会比较低？ 张飚：要人家主动纠错，难度比较大。张高平这个案子，最终的审查不在我们这儿。张高平的案子，从我们发现到提交，这个工作程序非常漫长，而且相对来说，不太畅通。 “监狱反映张高平特难管，一直喊冤” 记者：张高平最初引起您的注意，是因为他在石河子监狱喊冤喊得最厉害？ 张飚：对。那个监狱有五六百人服刑，但真正喊冤的就一两个人。 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被判重了，喊冤。但是，我们一审查，他承认犯过罪。真正说自己完全没干这个事而喊冤的很少。 张高平是最突出的一个。他从来不喊报告，就是不承认自己犯罪。按照规定，只要你服从纪律、积极改造，一般两年就可以减一次刑，他就是不要求减刑，劝他也没用。 记者：您什么时间与他第一次详谈的？ 张飚：他的申诉特别多。监狱反映这个人特别难管，怎么办？ 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我就找他详细做了一次谈话。大约是在2008年至2009年之间。为什么这么晚？因为张高平是2005年过来的，我是2007年驻监的。而且那时候，他们服刑人员都是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兴修水利，就是挖一条运河，把水引到乌鲁木齐。直到2008年，环境不断改善，石河子监狱不外出劳动了，修建了一个固定的劳动场所，我才开始碰到他。 记者：他怎么打动了您？ 张飚：第一眼见到张高平，他就说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喊冤。桀骜不驯，他几乎每次都说：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他的眼神非常期待，有射出光芒的感觉。 我小时候，被人冤枉过。邻居的西红柿被偷了，有人说是我干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痛苦。我今年63岁了，为什么还能记住这件事？因为这种痛苦感，终生难忘。 记者：他在监狱有没有闹过？ 张飚：就是顶撞管教。我跟他谈了好多次话，劝他一定要遵守监规纪律。该申诉的申诉，这个门是给他开着的，开到什么程度，最终能不能翻案，我没有把握。我在努力，他也要努力。但是，既然人在监狱，就是服刑人员，不是自由公民，就要遵守纪律、守法、改造。要维护监狱正常的监管。 我就这样跟他说话，如果他不这样子做，会影响很多犯人。犯人里也是藏龙卧虎，比我们高明的人太多了。官帽子比我们大的人多得很。 一直申诉未得回应 记者：后面他的申诉都怎么处理？ 张飚：反复寄。 记者：您在任的时候，为了给张高平申诉，还给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写过信。 张飚：应该是2009年,差不多是2008年发现袁连芳这个线索之后。 记者：那封信写了什么？ 张飚：我说我今年58岁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张高平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 然后简单地介绍了张高平的基本情况，然后提出了案件的一些疑点、证据上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就是一张A4纸，这张纸就附在了申诉材料里面，申诉材料里有张高平的申诉，有我们的谈话笔录。 记者：您还一直替张高平给浙江省高院、检察院寄送这些申诉。寄了多少次？ 张飚：有五六次。隔几个月就寄一次，向浙江省检察院、浙江省高级法院两家一起寄。我感觉力度还是……老是没有回应。 记者：一直没回应？ 张飚：没回应。没办法了，我还打了电话给浙江省检察院申诉控告处。因为我知道这个信件一般是控告申诉处先收到，我就往那儿打。 打了之后，他们就说，申诉材料收到了。根据工作程序，已经移送到浙江省高级法院了。我写了信给陈云龙检察长以后，他们主动打电话过来了，说：“你写给我们检察长的信收到了，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我们已经将你送来的有关张高平的材料，移交到省高院立案庭了，他们省高院首先进行立案审查，再送到什么庭，什么庭……”这样一走以后，又没有信息了，再也没有信息了。这时候我就面临着退休了…… 记者：您心里有点着急？ 张飚：着急。一直挂念着这个事。 退休以后，我给张高平的哥哥打电话。希望他在外头，赶快申诉。他哥哥是个农民，找谁申诉也不知道，问人，人家根本不理他。他反复去了几次，就丧失信心了。我就鼓励他，一定要坚持，砸锅卖铁都要坚持下去。 后来我又让他去找朱明勇律师。他找了好几个律师，什么大学的教授，什么海归的博士，结果还被骗了两万块钱。这个事就反反复复折腾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放弃，最后终于找到了朱律师，朱律师又找到了你，这个案子的冰山一角才慢慢露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相当艰难。 “我没有放弃过”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调查袁连芳的事？ 张飚：《民主与法制》关于马廷新案的报道，涉及袁连芳。2008年年底，拿到手里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后来我向杭州市检察院监所科打电话，监所科不是管看守所吗？我一打电话，他们说有这个人。最后就把袁连芳的资料、判决书，都寄来了。 然后，我们检察院又请河南鹤壁的检察机关协助，去调查袁连芳。鹤壁方面刚开始查，说一直没有关押过这个人，看守所没有关押过这个人的记录。翻遍了，都没有。我就奇怪了，《民主与法制》的报道上，还有判决书上都提到这个人，怎么会没有呢？然后，我通过公安机关，从网上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调了出来。 我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还有我的、你的、他的，不同人的，混合在一起，寄给河南鹤壁浚县检察院，麻烦他们去找马廷新辨认。最后一查发现问题大了。 记者：什么问题？ 张飚：马廷新看到袁连芳的大头照，说“烧成灰我都认识他”。我左等右等，等了将近几个月，都没等到鹤壁浚县方面的回音。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没有这个权力，要调查，通过你们上一级机关来。” 这时，我知道袁连芳是真有问题。信心大增，我又给张高发打电话，说有80%的把握了，突破口就是袁连芳。 记者：然后怎么办？ 张飚：我说最后一招就是朱明勇，因为他办过这个案子，他有同感，一说到袁连芳，就会引起他的兴趣。 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您的判断是对的。 张飚：是，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最终翻案，没有朱律师，没有你，没有我们三方的努力，办不到。如果没有你的新闻报道，我估计我们现在不会坐在一起了，张高平可能还在监狱里。 记者：一次一次寄材料都没了音讯，想到过放弃吗？ 张飚：我没有放弃过。 不过，我也很疑惑，为什么申诉渠道不太畅通？我工作这么长时间，向有关部门寄申诉材料，都收不到回答。所以能不能想办法在法律法规上确立申诉的渠道，让申诉有去有回？现在是有去不回，石沉大海。这个问题，新疆是比较突出的。 记者：因为新疆很多服刑人员是从内地调过来的。 张飚：对！因为我们新疆人力缺乏，服刑人员都是司法部门从全国统一调配的，申诉就更难。 记者：驻监这些年，接触了各种服刑人员，在接触过程中，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感情？ 张飚：犯人毕竟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如果对他们太仁慈了，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亵渎，对他们要严厉，但又必须尊重。 虽然他们是犯人，但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尊重他们，就是不欺辱他们。比如，你让他们给你洗袜子、洗裤头、擦皮鞋，这种做法就是不尊重，这种现象应该坚决打击。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监狱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我高兴，激动得要哭了” 记者：我知道退休后您还惦记为张高平申诉的事。 张飚：我只是焦急等待。我已经失去使用我工作权利的机会了，如果我还在工作状态的话， 我会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申诉，发邮件、打电话询问，开会提交报告，向领导反映……退休了，只能遗留给其他同志来管，可是又担心他们不太熟悉，所以就很焦虑。 因为服刑人员一天都不愿意在监狱里呆，尤其像张高平这样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犯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特别不舒服，特别的烦躁，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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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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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上海市 2016-11-8 08:44
老少年大哥趁中午休息又来回帖了{:1_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