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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爱国
东方的社会结构和东方文化大都不利于社会转型。以日本为例，与中国不同，它有封建制，地方诸藩的力量足以制约乃至推翻幕府。它没有科举制，知识阶层知识更新和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阻力远远小于中国。这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基础。但它同中国一样讲“华夷之辨”（不过这里的“华”指的是日本），日本自封为“神国”，是“万国的根本之国”，“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的国”，它才是真正的“中国”。因此，要讲“国学”，穿“国服”，去掉外来的“佛心”、“唐心”，回归“大和心”。因此坦率地说，如今震耳欲聋的提倡“国学”、“汉服”，摆脱西方思想，回归中国本原，建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高论，其实都是拾18、19世纪日本人的牙慧，食日本仔的口水尾！
新老左派和国学派鼓吹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反殖民”，回归“中国本原”等等，冀图与现代文明对抗，就后果而言都是祸国殃民的歪招。也许能让某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入迷，恐怕连官员也没有几个真正相信这些貌似新鲜的陈词烂调。
说到底，这些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遗毒，是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或片面现代化中常见的痼疾。但是不要忘记，日本曾给亚洲太平洋各国和自身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反对、批判普世价值，实质就是要想引导中国18、19世纪日本人的重蹈覆辙。
近年来，有学者为李鸿章、曾国藩等这些“卖国贼”作了不少翻案文章，而他们自己也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卖国贼”。敢于提倡接受人类先进文化，就会被鼠目寸光之辈污蔑为“卖国贼”；翻检历史，累见不鲜。不但中国如此，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也是这样。福泽谕吉就曾被人痛骂为卖国贼；而现在的日本钞票则印着他的头像。
现在某些人随便骂人家卖国、卖国贼，其实非常愚蠢。对国家需要什么、国家利益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就乱骂乱说。而且现在在官场，也有一种阶级斗争恐怖症和多疑症在蔓延，动不动就阶级斗争。民工失业了，那是西方的阴谋加国内外反动势力渗透；国内出现群体事件也归咎与“海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但就是不反躬自问，检查自身的罪错。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答案很简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从而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谋取最大利益，绝不是整日耀武扬威地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的网评员乱七八糟的网络涂鸦，而是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不断地改革落后的制度，能不能够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可不可以令中国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的保障。
社会总是在思想文化、经济、制度三者互动中发展，而制度当然是决定性的，社会发展停滞或快慢决定于制度状况。但思想文化是制度的护身符或变革的先导，而经济是内在的动力。19、20世纪中国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就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拒绝学习西方使然。其根源在几千年来培育出来的“我国上国”毋庸外求的观念，加上儒家三纲思想法制化，思想与制度结合构建了一座世间罕有的封闭堡垒；在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桎梏束缚下，中国人成了恭顺的臣民，丧失了活力。这时，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理性、市场经济等等的传播，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是关键；敢于冲决网络的启蒙者是救国先驱。
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如果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那么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就是愚昧、无知的可怜虫。这也有力地说明，第一．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第二．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如列宁、斯大林主义）传入中国后蜕变为主流，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祸害。
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制度已“无可救疗”。而认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是一个误解。文化有两种，一是制度性的文化，一个是非制度性的文化，这要区别开来。制度性文化当然要变革，但非制度性的文化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体看不但不会衰落，还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乃至发扬。比如尊重民间社会，尊重士绅，重视教育。
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因为人类到现在为止，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只有西方国家，以及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本国制度的那些国家。批判还是赞成普世价值，不是左还是右的区别，而是没文化跟有文化的区别，是愚昧和智慧的区别。因为自由、民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是其前提）、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又是现代文明的标志。17、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三大革命产生了三个划时代的文件：《权利请愿书》、《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20世纪总结文明进展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灾难，又出现联合国三大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这六大文件，体现了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这些文件是从西方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英国的宪法性文件往往以“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开头。
美国《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所反映的其实都是人性。反对和批判这些，则体现了兽性。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可是，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因此，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就对中国形象的伤害极大。批判人类文明成果，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批判普世价值，实在是太愚蠢了！
当然，愚蠢的不是广大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愚蠢的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以及他们豢养的一些御用文人和所谓的“五毛党”人。而这些人最大的愚蠢，还在于时时刻刻自称“代表人民”发言，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敢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进行表决，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多数人愿意被他们“代表”。
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而专制体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有两个基础：人性和市场经济。清末民初它已在与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角逐中逐渐苏醒和拓展；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救国和革命需要的名义下，扼杀个人权利的旧意识俘虏了一批激进青年，并在政治领袖操纵和国家政权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新的意识形态。直至1980年代，中国人仍在这种意识形态枷锁下呻吟。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志也在觉醒。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不过，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中国喊启蒙喊了这么多年，却始终难以树立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倒是“无私”、“牺牲自我”在爱国救国的名义下很容易大行其道，人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很快就沉默了，成为极权暴力的受害者、服从者和合作者。当然，处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下，反抗可能带来更大灾难之际，选择沉默、忍受不公正有时是必要的。结束暴政必须审时度势，采取适当的方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刚烈固然值得尊敬，但切勿流于鲁莽。忍辱负重，坚韧奋斗，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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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独闯中华
发表于 湖南省 2010-2-25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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