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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MCA的室外游泳池拍照的时候,一男一女两个穿着制服的人过来跟我说:“先生,你不能在这儿拍照。”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是规定。我又追问:游泳池一个人也没有,就拍个池子,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是上面的规定。这让我很不高兴。
我也来过美国几次了,到的地方也许比大部分美国人还要多,虽然读到过也听说过美国官场的官僚病很厉害,官僚作风造成的低效率、资源浪费很惊人。但是,就我个人经验所及,美国人,不论公务人员还是平头百姓,办事都比较合理,讲道理,只要你讲得出道理,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句“这是规定”,不问青红 皂白就打你回票的人,这是我头一次碰到。
但凡规定,多少总要限制人的自由,给人带来不便,但是,至少理论上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善意的。比如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的规定,就是这样。车是你的,命也是你的,但是,你想玩儿命你就没这个自由,要骑你就得戴头盔。某种意义上,这限制了个人自由,给人带来不便,但是,这规定的道理,其中的善意,不言自明,归根结底,符合最基本的社会准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有些规定很不合理,但是,有些人会从中得益,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有道理。记得有次在路上,我的护照出了点小问题,想托当地的朋友跟中国大使馆的熟人打个招呼,让他找关系从速办理。那个熟人回话说:算了吧,还是自己办吧。我们衙门办得成的事,你们也能办。但是,我们衙门的神通是,你们办得成的事,我们可以让它办不成。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他们可以让你的事办不成,你就得想办法让他们高兴,让他们有利可图,这当然是衙门的生存之道。所以,衙门的人最喜欢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
但是,无聊的规定是很耽误事儿的。小的可以让我拍不成照,大的就会祸国殃民。
鸦片战争开战的一个原因,是清朝在广东办海关业务的官吏太贪腐。国际惯例是,海关的税则都是公开的,什么货物收税多少,来做生意人都清清楚楚让他知道。广东的海关就独树一帜,他把税则藏起来,让外国人每次来和他砍价,英国外国人就怪他们不讲道理。广东的巡抚叶名琛也懒得理外国人,既不和他们谈,也不和他们打,就那么耗着,结果外国人就去找皇上闹,仗就打起来了。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的一场不义战争,这个马克思早就给它定性了,我无意为它翻案。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官吏明白点事儿,也许不至于把规定玩儿得太过火,以致危及江山社稷。
但是,广东海关的官吏,玩弄规定,到底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要玩。可是YMCA这两个糊涂虫,不许我拍照,所为何来?他们无利可图。如果我拍健身的顾客,拍人家小孩,也许有肖像权、有隐私的问题,也许有人担心我绑票,不让拍我理解。一个空无一人的游泳池不让拍,那不是无事生非吗?如果涉及国家科学机密的航天中心的控制室都可以让人任意拍照,一个对公众开放的游泳池不让拍照,就多少有些蛮不讲理,所以我不高兴。
美国人一般不这样的。前几天,司令带我到乡村俱乐部观摩,结果我穿得太随便,不合俱乐部的着装规定,前台的女士委婉地指出来,然后让我们赶快进场打球,免得碰到别的顾客。她说:“我没看见。”这是很有人情味的做法:只要不给别的会员带来不便、不快,穿得随便点,又有何妨?
在国内的衙门,甚至很多商业场所,一句“这是规定”就让顾客、让公民无功而返的事我是司空见惯的,很多执行规定的人对他们执行的规定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君权神授一样,不需要讲道理的。
出了YMCA,司令听我愤愤不平地讲了发生的事,立刻要回去找他们评理,我给拦住了。反正我也拍了,再说了,跟糊涂虫论理,谁有那功夫?
在YMCA碰到这两个糊涂虫,也让我松了一口气:美国到底不是君子国,糊涂虫也是有的,我们还有追赶的希望。
原先写过一篇和规定有关的旧文,也附在这里。
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正文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公共交通管理当局有一项合理的政策:交通高峰期以外的时段,乘客可以带自行车上地铁。这项政策使我可以住在华盛顿隔壁的马里兰州的朋友家里,却可以骑自行车在华盛顿到处逛。打个比方,好比我住在天津,但是能带上自行车坐火车到北京,然后骑车逛北京。而华盛顿比北京小得多,所以在那里自行车比任何其他代步工具都更为便捷、舒服。
有一回在华盛顿逛完,准备坐地铁回朋友家,刚推着自行车下了自动扶梯,在到地下的地铁入口处,被工作人员叫住了。是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黑人老头儿,他本来坐在验票口旁边的玻璃控制室里的,看到我走近,他站起身,推开玻璃窗,叫我:
“先生,请等一等。”
我推车走到他跟前。
“带自行车上地铁,”他声调平缓地说,“按规定应该坐直梯,不能使用自动扶梯。因为,万一车子失控,可能会伤到其他的乘客。”
虽然我是因为不知情才犯的规,听他这么一说,还是挺不好意思。同时,他的态度让我感动:那么平和,毫无责备、或者让我难堪的意思,就事论事,只是为了乘客(包括我)着想。换了别的地方,也许我早就被大声呵斥了。还有些地方,负责维护规则的人巴不得有人犯规呢。
我赶快道歉,一边等着他进一步指示。
“以后请使用直梯。你可能得找一找,也可能要多走几步,但是你会找到的。今天呢,既然你已经下来了,我们这个入口又没有直梯,再让你走一趟自动扶梯出去,没有任何意义。”他一边说,一边探出身体,把挨着控制室那个供轮椅出入的、比较宽的通道的栅栏门打开,示意我从这儿推车进站。“再见。”他点点头。
我谢谢他,跟他说再见,就进站乘车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三言两语,干净利落,一分钟都不到,但是让我对这黑人老头儿心生敬意。事情虽然小,但是处理得这么合情合理,“教育”的效果这么理想,让我这个曾在学校误人子弟、还在《财富》杂志500强企业干过培训的人赞叹不已。我违反了规定,被批评了,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打算以后照他说的做,同时我也没有觉得自尊受到侵犯。他负责维护的秩序被冒犯了,他负了他该负的责任,处理方式于人于己又都很有尊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样的小事,也可以让双方都很难看。我想,如果有人为了坚持原则,或者为了惩罚我,或者干脆让我出出丑,把我重新送上自动扶梯让我去找直梯,再重新下来,大概不算很别出心裁吧?世界上类似的事情到处发生。
这次乘车,让我想起另一次和乘车有关的事件。
那是1955年12月1日,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缝纫女工在种族隔离势力最为强大的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因为没有听从司机的指示给白人乘客让座,下车后她被警察逮捕,并被以行为失检的罪名罚款。
蒙哥马利市两万多黑人居民决定罢乘公共汽车为罗莎、也为黑人公民讨个公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心、持之以恒,一直坚持了381天。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有为的牧师也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并且成了黑人兄弟姐妹的代言人和领袖之一,在罢乘的三百多天里,他两度被当地法庭拘传,并被判有罪、课以高额罚款,还要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但是当黑人最后在联邦法院的支持下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他谆谆告诫他的黑人同胞说:
“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断送掉了。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这位年轻牧师就是后来蜚声世界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自己活得有尊严,同时也珍视别人的尊严,那才是理想的生活。
那天在华盛顿的地铁站,我从那个黑人老头身边走进地铁站的时候,看到半个世纪以前金博士所追求的信仰在闪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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