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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申请加拿大签证，还要到华盛顿逛逛，所以我辞别了迪安和我的山居，投奔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家。她家在首都圈内。
我一直以为她原来小学的时候跟我同过班，等他们两口子给我接风的时候我一打听，她说我们没同过班，我们没那么亲。寇入深矣，我饭都吃到嘴里了，总不能再让我吐出来吧？她晚上打电话，和一个家住在耶鲁大学旁边的小学同窗聊，我觉得我跟那个同学也同过班，结果也遭到她本人的否认。但是，我当即向她们郑重宣布：从今天开始，算我们同过班，而且，这个消息，可以向外发布。
她们和她们的老公都是八十年代就来美、加学习，然后就业、定居、入籍的。八十年代读大学的人大概都有我这样的经历：同学中那些“学习尖子”几乎统统都是“托福敢死队”队员，考完然后几乎全体到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靠公、私奖学金留学。
这些同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留在了西方，在那边落地生根了。他们中有的人嘲笑那些在国内被歌颂为“放弃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去建设祖国的同学，说，他们其实就是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而已。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是实情。今天，一个留学生回国，很有可能找到称心的工作，让他拥有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80年代的中国完全是另一个国家，一个陪读的留学生的老婆在美国的餐馆里刷一个月盘子挣的钱，也许比她在国内工作十年的工资都多。所以，当他老公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年薪相当于他在国内当教授的爸爸一辈子的工资的时候，不需要很聪明的人也知道怎么选择。
而且，那个时候，学成归国，不一定有用武之地：学低温超导的，你总不能回来用你们家炒菜锅做实验，更不用说观念差别了。我们看看贝聿铭的传记就知道，他八十年代到给北京设计了香山饭店，那个饭店论硬件、论环境都是一流，但是建设过程中、开业以后，管理之差、损坏之严重，让贝聿铭又吃惊又痛心（去过的人应该知道，当然现在情形不同了），他还是被钦点回去建设祖国的呢。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少数的精英分子，和现在留学生几乎成灾的情况不同。
看看他们家房子就知道他们混得不赖。在美国，没有人看到你骑一辆哈雷摩托就对你刮目相看，更别提苹果手机之类的小玩意儿了。车子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大能代表身份了，最显眼的又相对大众化的身份标志是房子。
房子怎么样，标准和国内是一样的，看的是是位置、位置、位置。他们家的房子，在首都圈内，据我有限的判断能力来推测，位置不算一流，但也很不错了，位于美国最富裕的县内，位置大概相当于北京的通县、大兴。他们的邻居里，有美国著名电视体育频道ESPN的主持人。看完位置，再看房子本身，这栋房子是我在美国设立过的行宫里最大的，地下两层加地下一层，有500来平米，还带一个大草坪，草坪大到一家学生不太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全体师生可以在那里开运动会。
这栋房子售价100万美金。这是很可笑的。因为这笔钱，在北京，只能买套位置较好的公寓房，而且面积超不过200平米。我很好奇，在北京的通县，如果要买这么一块地，一栋房子，不知道要多少钱？
这也是我在美国视察过的惟一的丁克家庭：两口子都工作，没有孩子。当老公的自己开一家小软件公司，承包政府合同。我问他你这小公司怎么和IBM这样的巨无霸公司竞标呢？他说，第一，他的公司做的业务在美国算比较尖端的，有竞争力；其次，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垄断，不会把项目只给一个公司干；第三，因为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所以，政府项目规定必须有一定的份额留给小公司做：有钱大家赚！
好笑的是，他也应朋友的邀请到国内短时间发展过，给国内企业开发软件，结果他的尖端技术碰到铜墙铁壁，对他开发的系统，一些国内有兴趣的老板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它能不能帮我做两套帐？它能不能规定权限，规定谁能看什么，谁不能看什么？他听了这些话，立即明白他在祖国是混不下去的，还是回去建设美国省事儿。
我同班同学也在IT行业就业，所属的公司也做政府合同。
因为没有孩子，他们的生活和我其他那些同学、老乡完全不同。举个例子，那些有孩子的同学、老乡，一到周末，就完全变成出租车司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某时某刻， 送老大到某处学钢琴；某时某刻，送老二打冰球；学完钢琴，打排球；打完冰球，上中文学校……各个地方离得都挺远，接完送，送完接，接完老大接老二，弄不好还要伺候老三老四，当爹当妈的要真是出租车司机，跑完一个周末都能发财。
这对丁克的日子完全两码事：周六上午，先两口子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打完球回家，洗澡，简单吃点，看电视、小睡，睡起来，老公还要去跑步，因为他准备十月份参加海军陆战队主办的马拉松比赛。
我的同学业余还唱歌，不是在卡拉OK瞎唱，而是拜了专业的师傅，认真训练过的。她给了我一张她在录音棚里录的她唱的歌的碟，我听了，觉得相当不错，完全不像她的声音。她在华府也有些名头，每年华府春晚，人家打破头争着上节目，她只用等人家来求。她唱的歌，不少是红歌。可惜前些时她不在重庆，否则她可能会一举成名，取代我们老乡宋祖英。
说起来，唱红歌她也是老资格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她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八零后以后的年轻人，大概已不熟悉这个组织和名称了。六七十年代，没有私人机构教歌舞、教乐器，没有歌厅舞厅，没有电视，没有因特网，有乐器的人家也不多，实际上，有钢琴的学校的不多。想学唱歌跳舞玩儿乐器，没地方学，除非碰巧你父母懂。只有一个小群人有这个特权，他们就是各个学校、机关、厂矿、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名称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跳舞唱歌不是为了文艺，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专管唱红歌跳红舞的。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还是黄色歌曲。他们是个业余组织，但是，其实整个社会的娱乐业都归他们独占，你可以想像，那是个多风光的组织。一个学校就那么二三十号人有份，所以必须要五官端正（当时对“漂亮”的官方说法）、品学兼优、嗓子尖、还得有拉二胡、手风琴、吹口琴之类的特长才行。不像西莱同志火的时候，唱个红歌还要威逼利诱才干。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么优秀的少先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竟投靠了美帝。我那个住在耶鲁旁边的同班同学，原先也是文艺宣传队的，也投敌了。按老话讲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结果把我这样不三不四的人留下来建设祖国。这让我想起红歌唱得最凶的时候听说的一个笑话。到处都唱，监狱也不例外，结果那帮准备把牢底坐穿的家伙最爱唱的歌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星期日上午九点半了，两口子还在睡觉呢，害我自己亲自找东西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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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天下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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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北京市 2012-4-21 15:02
